约瑟夫·博伊斯和卡塞尔文献展
博伊斯的宇宙:艺术-世界观-文献展
作者:克劳斯·西本哈尔 教授
约瑟夫·博伊斯
很少有艺术家像约瑟夫·博伊斯(1921-1986)那样,将理论与实践、传记与作品、美学与职责、思考与行动、哲学艺术实践与社会活动真正彻底而一以贯之地融入生活。因此,博伊斯和他多样、神秘而具有挑衅性的作品并不是艺术史领域专属的研究对象,而要用跨学科的思维来理解。博伊斯作品的核心和根基是“扩展的艺术概念”,即围绕人类学和社会领域扩展的艺术实践,其“造型的”(“雕塑的”)生产力化为创造力存在于每个人身上。
图文展“约瑟夫·博伊斯和卡塞尔文献展”便旨在阐明“扩展的艺术概念”的形成、不同阶段和发展,因为这一在卡塞尔举办的世界性艺术展不仅是博伊斯二十余年的展示平台,还在他1986年去世后仍延续着他的艺术与社会政治使命。
1994年,艺术史学者、策展人法伊特·勒尔斯(Veit Loers)首次将约瑟夫·博伊斯的“文献展作品”以展览的方式呈现,他重新整合了这些作品、从艺术与社会角度对其进行分类,并将其放在博伊斯全部作品的语境中加以考察评估。没有一个艺术家像博伊斯一样如此频繁地、不间断地参加了从1964年到1982年的所有文献展(即第三到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并且去世后还“出现”在了1987年(第八届)和1992年(第九届)的文献展上。早在1977年的第六届文献展上,博伊斯本人便强调,卡塞尔这一世界性展览对于反思与建立崭新的、扩展的艺术理解具有特殊意义:“我在卡塞尔文献展上的作品,标志着我对艺术发展的构想进入到了揭示艺术本身的问题的重要阶段,这对我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此次为中国观众筹备的小型陈列展“约瑟夫·博伊斯和卡塞尔文献展”便是对这一段自述的敬献。借由博伊斯的文献展作品与活动来指明并展现博伊斯的艺术观与世界观,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提供了一种接近博伊斯作品、影响与个人宇宙的可能途径。博伊斯在文献展上的作品展现了他的设计过程,他思想、言说与行动的运动轨迹,他极具革命性的变革原则,以及他将生命、作品、死亡与永恒作为循环整体的理解。
本次博伊斯展览,以促进对博伊斯文献展作品、博伊斯其人以及其神话进一步的深入了解为出发点,同时也关系着我们的当下与未来。任何同博伊斯及其作品打交道的人,都必须同世界、同自然打交道:去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每位参观者都需要批判地、积极地并具有创造性地对“扩展的艺术概念”进行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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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一在有限空间中举办的小型文献展中没有博伊斯原作,但它囊括了博伊斯所有的基本理念、思想、乌托邦以及视觉和听觉上的呈现,因此也能予人激发和启迪。
1992年,在博伊斯的装置“经济价值”于杨·荷特设置的“集体记忆”单元中展出之后,博伊斯与文献展的故事似乎就暂告一段落了,但博伊斯仍一直在场,他不仅存在于他划时代的著作“7000棵橡树”中,作为艺术启蒙者、政治、社会与生态积极分子,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话题性与存在感。
小型陈列展“约瑟夫·博伊斯和卡塞尔文献展”与中央美术学院于2021年5月开设的研讨课“博伊斯的宇宙:二十世纪前卫艺术家的创作与生活”的课程记录旨在拉进中国观众与博伊斯的距离,使观众更深入地了解这位艺术家——亚洲也是他的精神家园,他对“欧亚大陆”大文化空间的远景也许会启发作为“晚辈”的我们。约瑟夫·博伊斯并不是艺术史上一个完结的篇章,他现在是,并且将来仍会是一个高度活跃的话语场,从最好的意义上说,他是一座灯塔,照亮着通往未来的路——一个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未来。
策展人
克劳斯·西本哈尔
哲学博士,柏林自由大学文化和媒体管理教授和德国文学教授;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特聘教授。
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担任助教一职,同时是文化机构和出版社的剧作家、策展人、编辑和记者,如柏林美术学院、卡塞尔及乌尔斯坦国家剧院。1991年,他成为文化和媒体管理研究院的教授和创始人。从1990至2001年,西本哈尔教授是德国剧院名录的成员,从2001年到2006年担任柏林犹太博物馆的营销与开发总监。
在与范迪安教授(中国美术馆)和于丁教授(中央美院)的合作下,西本哈尔教授于2009年为新一代领导者创立了文化管理项目KUMA,并策划了《2012年第十三届卡塞尔文献展之后的中国公共艺术》(与范迪安和于丁合作)、2015年中国美术馆的科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展览,以及2017年中央美院美术馆的《纪录片的神话》等几大展览,凸显了西本哈尔教授与中国的深厚联系。
西本哈尔教授出版了多本关于艺术管理、文化研究、戏剧、文学和媒体的书籍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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