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伊斯的宇宙：艺术-世界观-文献展》连载之七
“社会雕塑”：博伊斯对新社会的构思
富有创造性的个体利用他存在于“扩展的艺术概念”中的创造力，来开创一个新的“社会有机体”。这一通往“社会雕塑”（即直接民主）的路径是循序渐进的，它是非暴力的，同观念、理论、文字、程序与学习场所（即“办公室”、“中小学”、“大学”）的转化力量相关联。博伊斯的战斗口号“革命是我们”，而他自己作为前进的“先知”，准确地表达了这种自我决定的、行动主义的激进社会变革过程。
《跨越西伯利亚的铁路》约瑟夫·博伊斯
黑白影像，1970
博伊斯自七十年代以来多元的、部分自相矛盾而迅速失败的政治项目反映了他对于变革的坚定态度以及变革的紧迫性。他于第五届文献展上在“通过公民表决的直接民主办公室”里明确表述了自己的目标：“（……）我们想废除自上而下的政体，建立自下而上的政体。这样会形成一个没有集权效应的中央机关。”“直接的”、始终分散“人民政权”成为“社会雕塑”——最终结果是：政治将变成艺术。
《直击民主的拳击赛》，约瑟夫·博伊斯，1972
起初，博伊斯将他的社会模型理解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构想，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破坏性和投机性的金融以及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之上。此外，也要反对代议制的政党国家或者共产主义的政党统治。自由、自决、有创造力的个体取代了集体主义。所有权力的基础都是自治，自治取代了自上而下结构的等级结果。因此，博伊斯不仅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也同东欧的苏联模式果断地保持了距离。
“兔子糖”系列，约瑟夫·博伊斯，1972
最迟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博伊斯一直对“第三条道路”表示同情，这是可替代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选项，正如1968年“布拉格之春”或是“七七宪章”中所呈现的那样。然而，即使是在新兴的“绿党”成立的早期、基层民主和激进生态主义影响下的阶段，作为创始成员之一的博伊斯也相信，他能在其中找到志同道合者与盟友。在博伊斯“通过公民表决的直接民主”设想中，他非常明确地参照了鲁道夫·施泰纳于二十世纪前叶建立的“三元社会”的人智学模型。
鲁道夫·施泰纳，1888
施泰纳在世界大战经历与帝国政治崩溃的影响下构建出了这一模型，但早在此前，他就已经于1905年起草了一部受到欧洲无政府主义启发的“社会基本法”，其中提出了一些人类学的先决条件，特别是要通过团结一致的集体意识来克服利己主义和贪婪：“个人所占有的劳动成果越少时，共同工作所得到的裨益就更多，也就是说，当他将越多的劳动成果分给同事时，他的自身需求就越不会来自于他的成果，而是来自于使他人得到满足这一结果。”本着无政府主义者麦克斯·施蒂纳的精神，施泰纳试图用“个人自决权”来替代“人民自决权”，以实现超越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后来也反对集体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理念。站在这个出发点上，基于十九世纪末共同体和合作社的理念，施泰纳建立了他的社会模型，这一模型也是对法国大革命基本价值的改写。
《自由的哲学》，鲁道夫·施泰纳，1894
施泰纳“三元社会”的延伸思想基于三个平衡的“力场”：代表“自由”的“精神生活”，代表“平等”的“法治生活”以及基于“兄弟情谊”的“经济生活”。这些各自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的领域是基于社会无政府主义的概念（蒲鲁东、克鲁泡特金、兰道尔）及其工人自治、经济协会和公社的理想。在柏林逗留期间，年轻的鲁道夫·施泰纳沉浸在无政府主义和生活改革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受到了这种政治环境的持久影响。其中就包括西尔沃·格塞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自由经济”理论，该理论认为，应该实现一种超越资本主义货币和金融经济的基层民主和社会主义。博伊斯借鉴了这些思想和理论资源，并在二十世纪后期对其进行了扩展和更新。
《工作场中的蜂蜜泵》，约瑟夫·博伊斯，1977
对于博伊斯来说，民主和社会主义也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坐标系统，在这个坐标系中，他从内容和系统上定义了当下以及未来精神、法治和经济生活的“社会有机体”和“社会雕塑”。博伊斯所采取的方式是无休止的讨论、演讲、书写，还有绘图——正如他的榜样施泰纳所做的那样——在黑板上用粉笔绘制大量的图示。在“扩展的艺术概念”的帮助下，这项关于“社会有机体”的工作在第五届文献展的“通过公民表决的直接民主办公室”和第六届文献展的“自由国际大学”及其附属装置“工作场中的蜂蜜泵”中达到了高潮，影响广泛。
博伊斯三元社会模型简图
施泰纳的三元社会模型构建了对博伊斯的创作由始至终都至关重要的理论概念框架，并且博伊斯根据自己的想法解读并细化了施泰纳的模型。对于博伊斯来说，处于正中的“法治形式”（“形式”是博伊斯的用语）是“整个有机组织的主干”，它包含由每个人（参与）决定的宪法和基本法的准则，是自治的支柱。此外，“法治生活”为三元“社会有机体”中的“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制定了规定。“人的自决之力”（博伊斯）在“法律”中表现出来。对于博伊斯来说，“精神生活”指的是人类“创造力”的文化和精神“力场”，是真正的“资本”，是社会财富：“艺术=资本”。
《投绿色票》，约瑟夫·博伊斯，1979
每个人精神上、行为上、身体上的创造力在艺术、教育、文化和科学机构，比如中小学、学院、大学中得以表现，是社会变革的先决条件。任何行动的出发点和基本形式都存在于精神塑形中，尤其是在经济生活领域。博伊斯从施泰纳、格塞尔以及自1973年起从威廉·施蒙德的理念中延伸出来的经济理论，遵循着一种内循环系统原则，这个系统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会用来支持“法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此以来，博伊斯就消除了施泰纳三元模型的并置关系，同时——如雷纳·拉普曼所解释的那样——更符合当下实际情况。
《野兔之墓》，约瑟夫·博伊斯，1964/1979
施蒙德的“更新的货币”等同于博伊斯“扩展的艺术概念”在经济范畴的内容。直到1986年去世，博伊斯都一直在各种黑板上写写画画，致力于推进“资本结构向艺术”的转变，正如威廉·施蒙德提到博伊斯时所表述的那样。有机的——像血液循环一样，也正如博伊斯在他第六届文献展的大型装置“工作场中的蜂蜜泵”所象征的那样，博伊斯想象并构建出了一个经济模型，它利用个人的“能力电流”，将这些能力转化为“工作”与“产品”，最终提供给世人。
博伊斯在荷兰斯海弗宁恩，1974
摄影：Caroline Tisdall
在这个经济循环系统中，货币失去了“所有的经济参考价值，并（通过偿还或更正账目）作为没有价值关系的货币流回原产地”（雷纳·拉普曼）。博伊斯一再呼吁的这一“货币的功能转变”和他的新“资本”概念是他最终构建的交换经济（即自由经济）模型的核心：资本主义盈利体系作为生产和消费资本嵌入合作信用体系，接着参与循环，博伊斯的问题便以一种“有机”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得以解决。
约瑟夫·博伊斯海报-《西部人的能源计划》，1974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半叶起，博伊斯对新社会具体构建计划的兴趣愈发强烈，在这一点上他比施泰纳想得更远。作为“扩展的艺术概念”的社会原点的“社会雕塑”对博伊斯而言愈发成为了主导的、急需付诸实践的主题。但这丝毫不妨碍博伊斯坚持首先对“自由”、“资本”、“金钱”、“社会有机体”或者“直接民主”等关键概念进行解释。因为“概念的革命”必须先行于真正的社会变革，博伊斯毫不动摇地坚守着这一信条。
《直击民主的拳击赛》，约瑟夫·博伊斯，1972
“另一种途径的实现”只能基于“对历史积淀的透彻思考”，否则注定会失败。“无论谁将这一进化过程形象化，都对人类作为艺术家塑造的社会雕塑有着清晰的基本理解。任何一个说必须要做出改变，却跳过‘概念革命’，反对外在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的人都会失败。他要么会辞职或满足于改革，要么就会陷入恐怖主义的死胡同”（约瑟夫·博伊斯）。博伊斯非常实际地渴望一场彻底而温和的社会变革，希望社会转变成许多自治团体的联盟，它们的意识形态范围囊括了从社会天主教到自由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在“积极的宽容”中联合成“新民主联盟”，踏上“第三条道路”。他的革命道路是一种个体的非暴力意志行为，个体也在这一行为中解放自己。
《群》，约瑟夫·博伊斯，1969
即使直到今天这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想，但这并不代表它就应遭到诟病。博伊斯建立“自下而上政体”的梦想、他对“自由形态和 “没有胁迫和独裁的演变” 的坚持以及作为雕塑性的“社会生产力”的艺术蕴含着伟大的人性：“成为人”和“承担责任”。包罗万象的造型概念取代了政治概念和经济概念，一切都变成了艺术（即雕塑），包括任何形式的工作：“经济概念、工作也是艺术概念，更具体地说是资本。（……）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意识形态的利润、财产和对工资的依赖将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