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伊斯的宇宙:艺术-世界观-文献展》连载之五
约瑟夫·博伊斯和卡塞尔文献展
第三届文献展
1964年6月28日–10月6日
作者:克劳斯·西本哈尔 教授
第三届卡塞尔文献展
1964年的第三届文献展既是世界艺术展览史上的高潮,也是转折点。阿诺德·博德和他的精神导师维尔纳·哈夫特曼为20世纪的大师们打造了最后一次狂欢,而当代波普艺术和观念艺术的新星们已经登上舞台。这是一届从现代艺术向当代艺术过渡的文献展,有一些引起轰动的亮点,尤其是“角度1964”和“光与运动”单元。真正的高潮是“手绘”特别单元,这个单元在策展方面也令人印象深刻,它展示了80多年来的杰作,其中也包括博伊斯的素描。他的小型雕塑在“角度1964”中被单独展出。
阿诺德·博德,1963/64
© 卡塞尔文献展档案
《车桥》,罗伯特·劳森伯格,第三届卡塞尔文献展
© 罗伯特·劳森伯格/VG Bild-Kunst,摄影:冈瑟·贝克尔
第三届文献展是约瑟夫·博伊斯在国际上的第一次重大亮相。对博伊斯来说,这是他“扩展的艺术概念”及其雕塑性理论发展的起点。无论是他所选择的三幅素描,还是四件小雕塑已经代表了他的思想宇宙,他的观念剧目和他特定的材料美学。这些艺术品都是五十年代的作品,人们不能用追溯性的眼光去理解他们,而是截然相反:它们证明了博伊斯对艺术理解的发展状态,它们代表了艺术和生活(即传记)的统一,它们为“什么是艺术?”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艺术就是生活,是普遍的生产力,它处于生与死、成与败,暖极(即生命、流体运动、创造、扩张)与冷极(即死亡、结晶稳定、凝固)的两极张力之中。在这些对博伊斯来说如此重要的概念和双重思维过程中,这些素描和雕塑并非回顾性的总结,而是通往新时代路上的“程序化发生器”(法伊特·勒尔斯)。
《日出-日落》,约瑟夫·博伊斯,1953/58
摄影:弗里茨·格特林格
这三幅画揭示了博伊斯丰富的观念-哲学、宗教-神话的参照系:死亡、复活、脆弱、蜕变、启蒙和灵性,它们在他自然神话中的雄鹿母题以及基督教神话中的尤迪特形象中都有体现。与素描相对应的是铜制雕塑“SåFG-SåUG”,意为“日出-日落”,它采用了“超空间的雕塑原则”(博伊斯):“扩张和收缩”、“混乱和形成”、开始和结束。这是博伊斯对自然主义表现方式的彻底拒绝,他用他的“雕塑理论”取而代之——建立在“通过雕塑性运动从混乱的材料过渡到有序的形式”的基础上。这句话包含了他的全部艺术(雕塑)信条。在素描里已经直观存在的东西于雕塑中获得了具体的形式。用蜡塑形、并按放在木板上的作品“蜂后I-III”体现了从“暖极”,即蜜蜂的产品蜡和蜂蜜开始的物质性转变。“蜂后”的神秘特性通过一旁放置的勺子和叉子得以加强。作为联想装置的勺子和叉子是为了邀请观众去吃东西,正如博伊斯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强调的那样:吃的经历能够让观众对他的作品有更深的理解。
《蜂后一号》,约瑟夫·博伊斯,1952
摄影:弗里茨·格特林格,私人收藏
受鲁道夫·斯坦纳的人智学著作《论蜜蜂的生命》和炼金术理论的影响,博伊斯关注的不仅仅是蜜蜂的“温暖特性”或者他毕生自然科学研究的艺术表达形式,他还对蜜蜂社群的理念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于博伊斯来说,蜜蜂和它们所创造的“国家”仍然是自治的“社会有机体”的原始模型,也就是他后来在第五届文献展上宣扬的“直接民主”。
《太空中的三张照片》,恩斯特·威廉·奈,1964
© 第三届卡塞尔文献展档案,摄影:冈瑟·贝克尔
在这届博伊斯首次亮相的文献展上,一切都已布置好、预先想好、被艺术地表达出来了,关于概念的“工作”也正在进行,相应的扩展延伸以及行动也将随之而来。
策展人
克劳斯·西本哈尔
哲学博士,柏林自由大学文化和媒体管理教授和德国文学教授;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特聘教授。
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担任助教一职,同时是文化机构和出版社的剧作家、策展人、编辑和记者,如柏林美术学院、卡塞尔及乌尔斯坦国家剧院。1991年,他成为文化和媒体管理研究院的教授和创始人。从1990至2001年,西本哈尔教授是德国剧院名录的成员,从2001年到2006年担任柏林犹太博物馆的营销与开发总监。
在与范迪安教授(中国美术馆)和于丁教授(中央美院)的合作下,西本哈尔教授于2009年为新一代领导者创立了文化管理项目KUMA,并策划了《2012年第十三届卡塞尔文献展之后的中国公共艺术》(与范迪安和于丁合作)、2015年中国美术馆的科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展览,以及2017年中央美院美术馆的《纪录片的神话》等几大展览,凸显了西本哈尔教授与中国的深厚联系。
西本哈尔教授出版了多本关于艺术管理、文化研究、戏剧、文学和媒体的书籍和论文。